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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里根到特朗普 美國總統為啥越來越不像總統?


作者: 發布于:2020/6/11 22:50:39 點擊量:
    原標題:從里根到特朗普 美國總統為啥越來越不像總統?

    本文為沈逸老師專題節目《逸語道破》第二期文字整理稿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討論一下美國的總統。

    也許有人會告訴你,美國的制度設計的就是好人做不了什么事,但是壞人也壞不了什么事,制度比人更加重要。但事實上,人們會覺得人還是挺重要的,于是美國總統的權力很大。

    在1980年到2020年的40年間,美國人經歷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6任總統。這6任總統里面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特朗普四個是共和黨總統;克林頓、奧巴馬兩個是民主黨總統。

    里根總統是非常經典的那種卸任以后的評價比在任時期要高的種總統,他執政了8年,在這8年間他采取了最早第一版的MAGA,它就是“讓美國再度偉大”,這句話其實有一個更加經典和學理的說法叫“重振國威”。里根總統是美國二戰后總統的一個很有趣的轉折點,從二戰結束以后,你會發現從杜魯門到艾森豪威爾,然后是肯尼迪,肯尼迪之后是約翰遜,約翰遜之后是尼克松,尼克松以后是福特,然后是卡特,美國實力經歷了一輪“擴張-收縮-再擴張”。

    在杜魯門總統時期,美國提出了所謂的“杜魯門主義”,因為杜魯門主義美國被稱為“世界警察”。杜魯門主義的核心就一句話:“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直接和間接的侵略都和美國的安全相關”——杜魯門為美國的安全設置了一個近似無限的邊界,追求無限的目標,當然它的前提假設就是美國差不多擁有無限的力量資源。

    艾森豪威爾總統是相對比較謹慎的,他追求某種平衡的外交政策,不過度使用美國的武力,包括最經典的就是在任期內堅決地抵制住了過早介入越南沖突的沖動,同時也壓制了中央情報局在豬灣地區采取冒險行動的計劃。

    到肯尼迪當上總統以后,美國實力在二戰以后的第一輪擴張達到了巔峰,在那篇非常經典的、成為英文背誦文獻的肯尼迪的就職演說里面,他大概講過這么一句很漂亮的話:“世界應該知道自由和民族的火炬已經傳到了這樣一代美國人手中”。然后中間講了一句很著名的話,“在世界各地反對一切敵人,支持一切朋友,承受任何代價”,就是在全世界不惜一切代價做任何美國想做的事。

    于是美國一頭栽進了一個叫越南的地方,然后在那耗散了10年。越戰的泥潭,不僅消耗了美國的戰爭資源,而且讓美國的民心士氣和國內矛盾都達到了頂峰。越戰后期美國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在人文主義情懷很重的電影《阿甘正傳》里面有一個在華盛頓的百萬人的大集會,就是在反戰運動背景下起來的。

    這樣一來,肯尼迪總統之后,從約翰遜包括尼克松開始,美國就進入了一輪戰略收縮,這輪戰略收縮到卡特政府時期達到了一個峰值。在卡特政府任內,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使得蘇聯的戰術轟炸機可以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切斷西方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大體上也讓蘇聯的全球擴張和南下戰略達到了一個峰值。

    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美國經歷了第一輪的“擴張-收縮”,收縮達到一個谷底的時候,里根政府起來講要重振國威 -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然后他擴張,他用錢,他在全球搞干預,它推動與蘇聯的競爭,然后在第三世界跟蘇聯打代理人戰爭,包括跟蘇聯領導人接觸,最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蘇聯的和平解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這樣會有一個代價,里根政府接任的時候,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當里根政府卸任的時候,美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它有巨大的開支,同時在國內里根政府推行了為后面美國經濟的各種變化奠下深厚基礎的減稅政策,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為金融的發展奠定基礎,提供便利條件。

    蘇聯解體之后,老布什總統雄心勃勃地想打造一個美國主導的超越戰后世界的新秩序。在海灣戰爭中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總統選舉的時候,他被初出茅廬的新手克林頓打敗了,克林頓當時說出了一句話叫“it's the economy,stupid”——“笨蛋,問題在于經濟”——當時就指出了美國面臨的問題:美國的全球爭霸行動和美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之間怎么妥善地處理好關系。

    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不僅僅是美國經濟的體量問題,更多地在于美國經濟的利益分配問題。利益分配問題的戰略意涵在于你要讓美國的普通老百姓明白,美國的霸權能夠為他們帶來什么樣的收益。在整個美國歷史當中,包括所有國家大國爭霸的歷史當中,這都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從收益的角度來說,在全球化的時代,尤其是今天這種全球化進程當中帶來的收益,對每一個國家都有兩次分配過程。第一次分配在全球產業鏈當中,根據自己所在的位置,在國家或者公司之間進行第一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就是對所在國的內部而言,在資本跟勞動之間進行第二次分配。

    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沒有解決的問題,并且到今天其實是進一步惡化的問題是美國霸權帶來的收益和美國霸權帶來的成本在美國國內的分攤問題。克林頓政府想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他運氣也不錯,從接手開始,美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成長周期,從1992年到2000年,所謂96個月的經濟周期,所謂的低失業率,低通脹,高增長速度,當然美國的高增長速度大概2.5左右就是高增長速度了。

    克林頓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具有非常顯著的人權和普世主義價值追求的美國的全球戰略。當然我們也認為當時他奠定了美國的所謂的接觸和擴展戰略,所謂“Enlargement and Engagement”的基礎。在美國擴展和接觸戰略過程當中,嘗試建立美國領導下的世界,美國通過什么來領導呢?用所謂后面被定義為“自由主義國際多邊秩序”的方式來進行領導。在多邊的機制當中,美國發揮領導作用,制定游戲規則,但是制定游戲規則之后,規則具有某種客觀自主性,讓它自主運行。美國在中間當老大,其他國家基于客觀利益上的收益以及價值上被美國所吸引,所謂的“軟實力”,然后接受美國的領導,讓美國的領導以一種比較低的成本可以長期持續有效地運行下去。

    總體來看,盡管在任內鬧出過緋聞,克林頓政府在這方面還是不錯的,而且經濟上也挺好的,留了一個有財政盈余的美國政府給小布什。小布什當時能夠選贏戈爾,大家本身就覺得是一件比較詭異的事情,而且通常歸結于美國國內所謂新保守主義的興起。小布什上去之后,差不多是冷戰結束以后國在全球范圍的影響力和實力達到的一個峰值,當然在任內沒多久,2001年9月11號美國遭遇了911恐怖襲擊,而遭遇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迅速在阿富汗展開了反擊。然后接下來作為美國在冷戰結束以后,單邊主義發展他的實力達到峰值的一個象征,03年美國入侵了伊拉克,用很短的時間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在巴格達薩達姆銅像倒塌的那一瞬間,包括后來極具象征意義的美國總統小布什自己坐了個戰斗機,在航空母艦上著陸宣布在阿富汗的任務完成,大家覺得為美國霸權歡呼的聲音達到了一個峰值。接著美國在伊拉克進行重建,重建一聲令下,美國在伊拉克陷入了泥潭。你會發現在冷戰結束以后的世界中,美國掉入了一個陷阱。

    20世紀90年代后期,大體上在1998年前后,有一本美國雜志采訪當時知名的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家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Neal Waltz),問在冷戰后的世界當中,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什么?他是說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就是美國的霸權,對自己的力量不加節制的使用,引發了包括中國俄羅斯這些國家在內的恐懼,對他進行所謂的“soft balance”軟制衡。

    大概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有一批美國學者圍繞冷戰后美國霸權何以能夠存在,為何能夠運行,能夠持續多長時間,形成過一本論文集。中文把它翻譯成“美國霸權的困惑”不是很厚,你看這里面的文章,尤其是你在2020年或者是2019年的時候去翻那本論文集你就會非常感慨:第一,當時他們對美國的霸權自信滿滿。第二,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美國的霸權要持續更長時間的關鍵在于什么?自我約束跟節制,不能無限制的去使用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啥事都自己去做,而且在用霸權去追求利益的時候,不能要求美國利益得到無限制的擴張。

    歷史上有很多種霸權,當然所有研究美國的人都會告訴你,美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霸權,叫“制度霸權”。它的霸權不是通過什么軍事政府沖過來把槍頂著你的腦袋說,你要做這個做那個,為什么不這么做?因為成本太高。制度霸權就帶來一個問題,我為什么要接受你這套制度?我為什么要遵守你美國制定的游戲規則?對其他國家來說,如果你不是拿槍時時刻刻頂著他的話,就意味著加入這套游戲規則,我也是有好處的。然后美國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確保在制度范圍內,美國拿到的好處永遠是最大的那一塊。而這就跟福山講的國家能力相關。

    但是美國遇到的問題是什么?它確實能拿到最大的一塊,但是那一塊東西在美國國內它被金融資本抽掉了,并沒有落到美國普通民眾身上,這是第一。第二,它并沒有真正意義上落到所謂美國國家的身上。于是美國慢慢地發現,在這套體制當中,從03年開始,隨著美國霸權過度地投入到一些錯誤的方向,再加上07年08年美國遇到金融危機,于是出現了一個轉折點。

    小布什在全球范圍把美國的影響力拓展到某種峰值,把美國的霸權力量運用到某種極致之后,他交了一個不怎么樣的攤子給奧巴馬,在奧巴馬政府任內他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在國內它要解決金融危機的問題,金融危機這個東西,資本主義的經濟周期,其實包括西方經濟學的教科書都會跟你講作為一個正常的經濟周期,所謂的危機跟蕭條階段其實就是一個市場出清的過程。這種市場出現的過程說穿了是什么?就是市場的自我矯正,倒掉一批應該倒掉的東西,淘汰掉一批應該淘汰掉的東西。但是奧巴馬政府做了一件事,他的救助計劃當中提出了一個東西叫做“too big to fall”,叫大而不能倒,它救助了誰?他救助了一批在金融危機中應該倒掉的東西,也就是說它使得金融危機的出清功能,對美國經濟的自我修復功能,其實是被政府的救助計劃給堵住了,導致美國經出現的結構性的缺陷沒有通過金融危機這種帶有破壞性,但是自發的修正給修正過去,它繼續存在,并且一直拖到今天。

    奧巴馬上臺的時候風頭非常廣,支持度非常高,風頭一時無兩,絲毫不遜于今天狂熱的支持特朗普的民粹主義者。當時奧巴馬第一輪的競選口號叫什么?Change,yes we can“改變,是的,我們可以”——美國民眾希望奧巴馬進行改變,這種變革是什么?大刀闊斧的對美國國內政治,美國的國內的經濟做出調整,包括對美國的戰略做出調整。但后來奧巴馬這句競選口號被人改成了一個梗,他競選的時候說 “change, yes we can”,他執政以后叫做“change yes we can,but”后面加了一個“但是”,一“但是”就變成了他什么都改變不了,甚至在某種方向上變本加厲。

    當時美國從外交戰略上已經非常清晰地感到了來自于中國的戰略威脅。于是他們就提出了一系列戰略,包括非常著名的“重返亞太”,就是美國發現,現在我們好像攤子鋪太大了,我們需要聚焦一下,把全球分散的力量聚合起來,放到亞太這一側來對付中國。

    那么他要做幾件事情,第一個它在歐洲改善跟俄羅斯的關系,所以希拉里克林頓當第一任國務卿的時候,搞過一個“美俄重啟的儀式”,他們弄了個個盒子,上面放了個鈕,下面用俄文寫了一句話,應該就是電腦上的reset,那個俄文還給拼錯了。大家抱著方塊摁了一下,好像美俄關系就會重啟。事實上后來沒重啟,也沒搞好,一直沒弄過來。

    然后在中東地區零零散散的那些美國的駐軍,它想收回,那么你軍事力量離開了以后,中東地區的戰略穩定怎么辦呢?它遵循小布什的“大中東民主計劃”,搞了一個中東地區民主化進程,寄希望于社交媒體,用社交媒體對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過程進行干預,推“互聯網自由”戰略。

    請大家記住互聯網自由這個概念,為什么?因為互聯網自由這個概念就是希望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為代表的互聯網最新應用,以推特為典型,幫助這些國家實現內部的政治過程的變革,在那些國家的內部政治的關鍵進程當中進行干預,對,這就是2016年美國后來指責俄羅斯對美國干的事,其實這個瓶子是希拉里克林頓放開的。她收獲了什么?對,她收獲了席卷中東地區的所謂“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帶來什么結果?帶來的結果就是中東地區原先在歷史上形成的不符合西方民主標準,但比較世俗化,甚至比較親西方的一系列強人政權垮了。它確實民主化了,起來了一波美國沒有辦法有效控制的,具有明顯宗教色彩的,本地的,而且還是民主化的政權。

    第二,在地緣政治上,美國徹底干掉了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但是美國扶持的親美的伊拉克政權在伊拉克當地遲遲沒有辦法建立有效的治理,更不要說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戰略結構中導致了伊朗跟伊拉克關系的失衡,導致了什葉派跟遜尼派爭權的時候,這種失衡帶來的真空使得美國根本沒有辦法從中東地區撤離,反而必須在中東地區投入更多的力量,否則它就會面臨一個被美國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力量控制住的中東地區,而中東的戰略意義又讓美國沒有辦法放手,這導致它沒有辦法進行這種力量的轉移。

    同時美國希望什么?希望能夠在全球多邊貿易規則上對中國進行“再平衡”,通過規則升級的方式。這種規則升級,亞太地區就是搞所謂的TPP,在歐洲地區就是搞TTIP,根據美國的理想,就是兩邊各搞一個新的規則,然后凝聚起來放到WTO,搞一次全球多邊規則升級,再把中國套進去。但是極具諷刺意義的是美國國內的黨爭讓這個東西進展非常不舒服,以至于曾經奧巴馬總統在美國國內憤怒地說過一句話,“我們當初國父們設置這套三權分立的機制,是為了制衡政府,不是為了癱瘓政府”。

    當然共和黨是不聽的,惡性政治斗爭在美國國內愈演愈烈,于是奧巴馬就變成了一個什么呢?理論上他是承擔變革使命的總統,但事實上他就弄了一個上不下的局面,該收縮你也不能說他沒收縮,但是也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該變革你也不能說他沒變革,他至少搞了個全民醫保對吧?但是醫保好像效果美國老百姓也不怎么買賬,就是什么事都感覺做了一點。其實現在仔細回想,美國的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美國霸權的軟實力所給人留下的認知之間的差距,在那個時候就開始出現。美國霸權開始慢慢在奧巴馬政府任內就變得有點名不副實了。

    接下來到特朗普 上臺的時候,情況已經非常清楚了:中國對美國構成了戰略威脅跟沖擊,大體上在美國的決策圈里面或者說戰略精英層里面基本上已經是一個共識。這個東西就是說不是說中國對美國實質性的有什么舉措,而是中國的實力成長和中國表現出的行為,觸動了美國自己給自己設置了一個霸權的心理底線。就有很多事情美國人認為沒有我同意你怎么可以做,沒有我批準你怎么可以這樣做,這是一塊。

    第二塊,特朗普能夠贏,如果大家回顧一下2016年的總統選舉,我發現這是一個很詭異的事情。希拉里一開始是以躺贏的局面出現的,希拉里克林頓認為自己天然就是下一任美國總統,然后大家構建的故事,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應該是美國兩大政治家族,克林頓家族和布什家族的對決。大家極度的看好杰布·布什,突然之間殺出了個特朗普政治素人,地產商人,粗鄙,沒啥文化,愛玩手機發推特,不符合任何傳統意義上大家對于美國國內政治精英的認知,他事實上也不是。然而他橫空出世,首先共和黨內部提名的時候橫掃千軍,贏得了提名選舉。

    當特朗普拿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時候,一些相對比較敏銳的研究者其實已經看到了某種跡象,在這邊要提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2016年《外交事務》雜志上,提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寫了一篇文章,叫“美國政治的衰朽還是重生”,他認為特朗普贏得總統提名候選人這件事兒,在美國就是階級和階層政治回歸取代身份政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征。啥意思呢?原先美國有一個中產階層,它的選民分布帶來的結果是兩黨的政策向中間靠攏,去爭取基本盤,等到中間靠攏的差不多了,再也不能靠攏過去的時候,雙方爭取了基本盤大體相等。

    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美國總統選舉勝負的是什么群體是游離在基本去盤之外,數量不一定很高,但自我身份認同很強,行動一致性非常高的那些群體,比如說少數族裔,比如說所謂的LGBT,所以衍生出的概念就是身份認知,就是對這些人經濟地位是沒有動員能力的,它差不多都是中產,但是他有一些特殊的身份標簽,你觸及到了身份標簽,你的政策你就可以動員他去投票。然后他們就因為基本盤一樣,相當于天平大致上是平的,這個時候有一個小砝碼,一來一去天平就向內側驅動。

    而民主黨在動員身份政治上比共和黨要強很多,但到2016年總統選舉的時候,人們發現了另外一個問題,在冷戰結束以后,差不多從1990年開始到2016年20多年的發展,美國國內出現了一個階層,他們把它稱之為“全球化的受害階層”,說穿了是什么?原先美國的中產它凹陷下去了,所謂凹陷下去的“銹帶區”的藍領工人,這些產業工人,這些所謂的紅脖子,這些所謂的民粹主義者,它的數量已經累積到了什么程度,原先他們這幫人是被當成是政治冷漠,沒有投票意愿的,為什么沒有投票?因為他們兩邊都看不上。但是班農發現了這批人的存在,然后發現這批人的數量大到什么程度,我只要能夠把他們動員起來,我就可以影響選舉結果。我可以在完全不跟你玩那一套身份政治標簽的時候,我靠階層政治硬吃,我就可以吃到這批人。

    特朗普的出現其實就是這批人的崛起,而這批人為什么會崛起?很簡單,他們的數量放在那,而且他們要解釋一個問題,為什么在全球化的進程當中,美國國內這批受損的人越來越多。中國在往上走,所以班農就發明了一套話語體系,說中國向美國出口通貨膨脹,讓美國中西部地區的工人失業,而這些工人知道為什么他們會失業,那些華盛頓的建制派不知道,所以特朗普就站在這些工人面前,“我為你們代言,你選我上去,我去制裁中國,幫你把就業工作找就業機會找回來”,這個邏輯是非常順的。

    希拉里克林頓對此完全無感。在民主黨的話語體系當中,主流民主黨人對這個話語是沒有任何感覺的,一直到到今年為止。今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當中直接回應下層一級的就倆候選人,一個就是很早退出的,有亞裔血統的楊安澤,就是那個主張發支票的,另一個就是桑德斯,但是你看桑德斯也被打掉了。拜登是不會對那幫人做出直接回應的。

    而這批人起來了之后,這批人所需要的美國是什么?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美國:一方面它有超強的實力,在全球特立獨行,另一方面美國必須確保在全球的所有合作中,美國向任何國家進行的這種交易,美國都絕對性的要獲益。就是特朗普說的“交易的藝術”,我跟誰談都要贏。而且它的這種贏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是納瓦羅的那種過時的經濟學。納瓦羅是一個標準的重商主義者,他對于一個國家財富的理解就是貿易當中的順差,就說穿了他的理解就跟當時重商主義的就是財富的唯一象征就是經營貴金屬。現在他們把它理解為貨幣,然后財富的象征什么?通過貿易我賣的多,我買的少,財富向美國回,我做生意賺錢,這個事情跟美元的霸權地位,跟今天全球化的生產方式整體性是格格不入的。

    包括庫德洛前兩天在福克斯商業臺做了一番講話,說美國政府愿意為那些中小企業美國的搬遷費用當期100%的支付買單,然后掀起了一輪討論,好像就此這些企業都要回去了,但事實上福布斯已經分析過,現在美國企業跟中國的關系,其實不是那種庫德洛以為的,很多企業在中國開廠,很多企業是到中國訂貨,購買中國出口的中間件到美國再進行生產,沒有那么多企業在中國等著,就欠那筆搬家費,不搬回美國。

    更加直白的說,在奧巴馬政府任內,奧巴馬就做過一輪制造業回流美國的努力,靠的是退稅,而且力度比現在要大。奧巴馬跟喬布斯當時有過一番對話,喬布斯非常明確的告訴奧巴馬,流出美國的工作機會就不可能再流回來。你要讓這些就業機會留回來,你美國國內要形成完整的新的產業工人的培教育體,要形成強有力的供應鏈體系,缺一不可。這些東西美國政府能不能建,可以,要怎么建,短期內像中國政府搞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一樣,投入大量的資金進行建設。 今天的美國國內的政治有沒有可能做到這一條?不可能。

    所以特朗普政府就變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美國總統,一方面他要求“重振國威”,意思就是讓美國在世界上繼續重新受到尊敬。這種尊敬其實是需要美國發揚領導力,發揮領導作用,而發揮領導作用意味著成本,意味著支出,而這種成本跟支出是特朗普不愿意承擔的,你看到的就是這么一個不斷退群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美國能夠通過自己的硬性的實力或者是別的實力,讓美國在跟世界交往過程當中變成一個只承擔收益不承擔成本的角色——一個內卷化的孤獨的領導者,跟世界隔離的領導者,然后好像看上去他希望世界各國自愿用某種方式去供養美國,這個邏輯是極其詭異的,甚至是不自洽的。

    在戰略上作為最新的一任冷戰后的總統,特朗普面臨的一個最大問題,他現在試圖維護美國霸權的每一個舉措,都在透支美國霸權最至關重要的戰略資源,大家對美國制度霸權的信任跟信心,這種資源是不可再生性資源,它的透支會帶來巨大的問題。

    在這輪新冠疫情當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對美國霸權認知的破滅。每一次做出一些舉措的時候,你會發現美國的軟實力確實影響了很多人,很多人會自動腦補一個強大無比的美國,就此會創造出一個奇跡。接著24小時到48小時之內奇跡就破滅,證明他只是在說大話,而且他所做的那種實力的展示跟人們對他的預期截然不符。

    換言之,我們簡單總結一下,從里根到特朗普,一頭一尾兩個總統都提出了“讓美國再度偉大”的口號。對里根政府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它是美國進行了一輪有序的戰略收縮之后的再度的興起。我們看到了美國霸權的一個逆勢上升和重新復蘇的過程,并且最終贏得了冷戰。但是在特朗普這里,也許我們看到的可能是一個霸權,至少在心理和認知層面上,英文里面有個詞叫做所謂的self defeating,自我擊敗,自我否定和自我消解的過程,慢慢的內卷化,以及在經歷這一輪新冠疫情的沖擊跟挑戰之后,迎來權力中心,從西方或者是歐美的在美國的單一中心,向其他力量中心的這樣一種轉移,尤其是在影響力和領導力方面的這種轉移,恐怕將是一個無人能夠否認的歷史大趨勢。

    當然也許或者可能還會出現某種逆轉。但是整體而言,在諸多從國內政治因素看,包括國內政治經濟制度在內的結構性約束的制約下,有非常大的概率。過若干年以后我們回望這段歷史,特朗普可能成為美國戰后霸權發生重大的實質性變化的一任總統而被記入史冊。

    來源:觀察者網

    轉自:鳳凰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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